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演讲首先论述了党内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党内斗争的根源及党内斗争的偏向，为纠正过去中共党内“左”倾的过火斗争的偏向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演讲指出：许多人机械地、片面地理解列宁的建党原则，为党要高度集中，就否定了党内民主，党内斗争的必要，就否定了党内和平，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问题上，都要进行不妥协的残酷斗争，这就是党内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一种特别严重的倾向。正确的党内斗争应该是：首先，要了解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肃最负责的事，必须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第二，要了解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应明确划分思想原则上的界限，而在组织上、在斗争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尽可能不对立；第三，批评要适应，要有分寸；第四，在党内外一般地停止“斗争会”的举行，应在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指出各种缺点错误；第五，必须给被批、被处罚的同志以申诉的机会；第六，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更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争与恐吓；第七，禁止党内无原则纠纷，一切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的负责人有意见，应向有关的党组织提出，或当面批评，不允许在群众中乱说。演讲提出的以上党内斗争的原则，不仅成为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时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理论依据，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演讲第一次发表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９日《解放日报》上，是延安整风运动必读文件之一。
１９４２年７月２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原第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是由下层工作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张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现出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原四方 面军干部在张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张国焘路线，但必须把张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区别开来。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张国焘路线而对其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的德、才、资分配适当的工作，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调整。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的干部政策的正确，大胆工作，不要畏首畏尾。凡对所任工作有意见的，应坦率向当地党政军领导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四方面军干部应加紧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能力。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８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江西庐山举行。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和今年的任务等１９个问题，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在执行政策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准备经过讨论，形成《纪要》，发给全党。讨论中对国内形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左”的倾向仍是主要的，要继续反“左”纠“右”；另一种则认为形势很好，不愿听对“左”的倾向的批评。一些人感到会议有压力，认为民主气氛不够。 ７月１０日下午，毛泽东讲话，谈了形势、团结等问题。强调总路线是正确的，从全局来看，成绩与缺点错误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批驳了得不偿失的说法。 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又听说会议安排到７月１５日为止，担心匆忙结束，于是在７月１４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作参考的，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７月１６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会议便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黄克诚、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不同意有些人对这封信的非难。 从７月２３日起，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直到全会结束。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毛泽东还严肃地提出了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 ８月２日至１６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